在一定历史时期中，面对人类自身无法克服的自然现象，先人会表现出恐惧和盲目崇拜，这就是鬼神观念的首要起因。其次，阶级社会形成以后，由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使得人们将现实中的苦难和不平在虚拟的世界中加以宣泄。这里一方面，人们痛恨等级制度中的压迫与被压迫；另一方面人们又创造出一个虚拟的、与现实社会大体相同的等级社会。虽然在这个虚拟的等级社会中也有严格的地位划分，但是这里讲述赏善罚恶的故事。同时，以鬼故事为例，人们往往将鬼人性化，也作善恶美丑之分。就像周作人所言：“我不相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也就是说，鬼故事往往说的是人类社会本身的故事。再次，鬼神文化是统治者用来教化、警戒百姓的工具，它的作用往往超出律法和道德的范畴。

中国历代的统治者都有意识地利用鬼神文化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功能，用鬼神文化所宣扬的赏善惩恶，来辅助政治管理之不足、王法之不及，使人们存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希望与信心。这正是马克思指出的：“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正像它是没有精神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由于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弊端，鬼神文化对于社会和民间的统治似乎比现实统治更有威慑力。鬼神文化世界实在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投影，不仅在于政权系统、组织形式等方面，它更像现实世界那样充满了正与邪、善与恶的斗争。神灵作为鬼怪的统治者，理应睿智、正直、大公无私，但仍然有贪婪、枉法、颇有欺心者。而鬼吏鬼卒也正如人间小吏一样，专以勒索敲诈为能事。“幽冥之中，相攘相轧，亦复如此。”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记：“所经城市墟落，都不异人世，往来扰扰，亦各有所营……地狱如囚牢，非冥官不能启，非冥吏不能导……（幽魂）是皆按恶业浅深，待受报期满，始入转轮。”当然也有不少孤魂野鬼，它们不服冥间政府管束，正像人世间不服王化之人。

初民的鬼神信仰之所以能承担社会控制功能，客观上与其知识水平、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血缘、地缘联系等条件相关，同时也因为其寄身于整个社会关系、文化网络，鬼神文化才得以富于生命力。各种关于鬼神的传说，既是传统的起源，也是加强传统的力量，对种种信仰进行着诠释。自从有了巫师后，更多的鬼神被塑造出来，关于鬼神的仪式也越来越复杂，更有力地证明、强调了鬼神及其作用的存在。许多祭鬼仪式都是为了祈求丰年、解难消灾。这种被渲染、营造出的种种神秘气氛，对惩罚性社会控制功能的发挥进行着一种背景铺垫。

人类社会需要对越轨行为加以规制，以保障社会有序。以云南为例，虽然在距今约170万年前，云南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但是可以说，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国家的正式社会控制资源在云南境内配置并不充分。囿于当时的自然条件、生产力水平、意识水平及国家正式控制机制的短缺，鬼神信仰及仪式自发地产生、发展起来。简单社会的人们通过社会化过程、社会互动认同这些言说，融入这些仪式，接受其控制。虽然这些控制机制在今天看来多少是有些虚妄的，甚至是不利于人权保障的，但是有社会就需要有秩序，有秩序就需要有恰当的社会控制机制，这一点始终没变。当代国家应当结合简单社会复杂化后的现实，更好地顺应社会需求，配置社会控制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