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剧有着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在其演变过程中，曾有过各种不同的称呼：小歌班、的笃班、绍兴戏剧、绍兴文戏、髦儿小歌班、绍剧、嵊剧、剡剧。而探寻越剧最早的源头，则要追溯到她的前身——“落地唱书”。

“落地唱书”是嵊州地区土生土长的曲艺形式，是一种来自民间的说唱艺术，它的名字得自于它独特的表演方式。多数曲艺形式在演唱时需要有一个或大或小的舞台，而“落地唱书”则完全没有特定的条件要求，在农家檐下门口、台门堂前，站立于地均可演唱，由此而得名“落地”。

“落地唱书”的前身，是嵊州地区的“田头歌唱”，其发展历程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即低级阶段，称为“沿门唱书”；后阶段，即高级阶段，称为“走台书”。

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嵊州地区的部分贫苦农民，为了生计，用佛曲、道卷、道情、莲花落等俗曲小调，唱一些劝人为善、祝福长寿、多生贵子等吉利词句，沿门卖唱，俗称“沿门唱书”。

据记载，约在清咸丰元年前后，嵊州马塘村有一位青年农民金其炳，是一位极有天赋的民歌手。金其炳不仅热爱歌唱，更积极创造，以自己的艺术才华，不断进行着歌唱风格与内容的创新。他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创造了集宣卷佛曲、牧歌小调、四工合调精华于一体的新唱调。这种唱调不仅新颖独特，淳朴流畅，而且在唱词上没有死板的规定，易学易记，很快得到了众多农民的喜爱，并迅速地传播开来。不久，金其炳名声远播，许多青年纷纷跟随他学唱，成为了他的艺徒。有了众多艺徒的金其炳进一步在徒弟们的帮助下，积极创新，大胆改良，不仅根据佛曲、山歌小调的格式，自己填词任意歌唱，更将宣卷佛曲和工尺调混合编唱，并把佛曲帮腔衬字“阿弥陀佛”改为“箫经”中的“四工上合尺”。以“四工上合尺”为尾声衬字的曲调，形成了有领唱、有帮腔的样式，气势更加雄壮，也更能激发演唱者的情绪。这种由金其炳新创的曲调，被称为“四工合调”，它后来也成为“落地唱书”很长时间内的主要曲调。

金其炳等人的“田头歌唱”历经十多年的发展，逐渐趋于成熟。到1863年前后，由于当时嵊州剡江两岸农村自然灾害连年发生，民不聊生，百姓纷纷背井离乡，四处逃荒，金其炳等一部分青年农民，为了生存，便以民间曲艺作为谋生手段，沿门挨户卖唱。“落地唱书”的前阶段——“沿门唱书”就这样产生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沿门唱书，艺人们的唱段曲目逐渐发展、积累，为了争取更多的观众，唱书者们开始根据一些民间故事、传说改编成简单的有故事情节的曲目，此后更进一步从宝卷、传书及外地说唱滩簧中移植大量书目，逐渐转向以长篇为主的唱书。为了提高艺术效果，他们还从嵊地古有的“紫云班”（绍剧）的乐队中得到启发，自制枣木尺板、毛竹节鼓（后发展成鳖鼓）作伴奏乐器，音响效果有了进步，同时又发展为两人配档，一人主唱，一人打板接腔。他们在农忙时务农，农闲时便到各处唱书，逐步发展为半农半艺的半职业艺人。

“走台书”是“落地唱书”的后一阶段，在形式上由“沿门卖唱”转化为进茶楼小舞台演唱。其内容、曲目及曲调都有所不同。此外，在演唱方式上，由以唱为主逐步发展为唱、白、表三者结合，嗓音有了男女老幼的区别，演出形式也从站立于人家门口演唱变为在厅堂、茶楼内演唱，逐渐形成了“落地唱书”的基本形式。“走台书”的命名也是对这种演唱形式的概括。

金芝堂是金其炳的艺徒，也是当时有名的唱书艺人。他原是一个补鞋匠，后出于兴趣，改行从艺。他与其他唱书艺人一起，推动了从“沿门唱书”到“走台书”的进步，也通过长期的努力，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演唱风格。由于“落地唱书”最初是用“四工合调”唱四句八对的彩头话和短小书目，曲调与内容并无矛盾，但发展到“走台书”时，内容和曲调开始产生了矛盾，而且，“四工合调”旋律简单，节奏单一，无法适应人物、情节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金芝堂在“湖州三跳唱书调”的基础上，吸收嵊县牧歌和原“四工合”的成分，创造出与众不同的“呤嗄调”，从而创造并发展了“落地唱书”，也为其日后发展为越剧奠定了基础。

在“落地唱书”的长期发展中，由于多种原因，唱书艺人逐渐以剡溪为界分成南北两派，并逐渐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特点。在演唱内容上有“南记北图”之说，即指南派往往以“记”作为曲目的名称，如《獾猎记》《乌金记》等；北派则多以“图”作为曲目的名称，如《十美图》《七美图》等。在唱词和音乐上则有“南俗北雅”之说。

经过前后两个阶段五十多年的发展，“落地唱书”由单纯的农民自娱歌唱，演变为半职业、专业化的演唱，这一民间艺术也以它别具一格的艺术风貌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喜爱。在嵊州农民艺人们的积极学习与努力创新下，1906年，“落地唱书”被正式搬上了舞台，发展成为最早的越剧—小歌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