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愚经》共13卷，记录了各类故事共69个。现汉文大藏经一般称该经是【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这种说法源于唐智昇的《开元录》。
据《开元录》卷六是这么说的：“沙门释慧觉，一名昙觉，凉州人。……于于阗国得经梵本，以太武皇帝真君六年（445）乙酉，从于阗国还到高昌国，共沙门威德译《贤愚经》一部。” 智 的这一说法又来自唐靖迈的《历代译经图记》。其实这一说法有点问题。
据梁代著名僧人僧祐所写的有关文章说：河西（今甘肃河西走廊一带）沙门昙学（当即智所说的昙觉。“学”、“觉’二字的繁体字形相近，故有误）、威德等8名僧人，结伴西行求法。他们来到于阗（今新疆和田），恰好碰上无遮大会。所谓无遮大会是一种大规模的宗教集会，按印度的传统是每5年开一次，无论是比丘、比丘尼，还是善男、信女都可参加，所以叫做“无遮”。在会上，常由各宗派的僧人讲经说律，相互辩论。昙学等8人分头听讲经义，各自收获不小。为了更好地了解经义，他们还学习了当地的语言，并尽量用汉语把各人的见闻记录下来。后来他们几人到了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便把8个人的记录合在一起，集为一部。接着，他们又越过沙漠回到凉州。当时凉州有一个很著名的僧人，名叫慧朗，学问很好。他翻阅了这部经典后，认为这部经主要是通过譬喻来说明佛教的道理，说明善、恶、贤、愚。因前此所翻的这类经已不少，经名大都有“譬喻”的字样，如《杂譬喻经》、《法句譬喻经》等。为了区别起见，就给这部经定名为《贤愚经》。
僧祐的上述材料是从哪儿来的呢？僧祐说，梁朝京师（今南京）天安寺有一个沙门叫弘宗。弘宗14岁时随师傅到河西，“亲预斯集，躬睹其事”。僧祐专程拜访了弘宗，是他听弘宗亲口介绍的。
两相比较，智 转录的是第二手资料，僧祐则是调查知情人的第一手资料；僧祐的年代也比智要早；因此，僧祐的说法更加可靠，智的说法则有不少错误，简述如下：
首先，这部经并不像智 所说，有什么梵文原本。因此，昙学等人自然也不可能得到梵本和依据梵文原本译出。当然，说这部经典没有梵文原本，并不排除经中的不少故事都分别记载在其他的梵文经典中。在这儿只是说并不存在一部与汉文《贤愚经》完全对应的梵文本。汉文《贤愚经》是昙学、威德等8位僧人汇集各自在于阗无遮大会上听了故事后，整理、编纂而成。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不是翻译，而是编译。
其次，这部经的形成先后经过了三个地方：先是在于阗听到，并初步译作汉文，记录下来。然后在高昌汇总，想必这时一定做了一些删重略繁的工作。最后是在凉州，由慧朗定名，想必同时做过一些文字修饰工作，从而定稿。智 说这部经是在高昌翻译的，并不确切。
再次，这部经的出现年代也值得再考察。智 说它是元魏太平真君六年（445）在高昌翻译的；僧祐说它是宋元嘉二十二年（445）开始汇集的。看来两者相同。但僧祐又说，梁天监四年（505）时，释弘宗84岁。据此计算，弘宗14岁随师在凉州“躬睹其事”时，正当435年，也就是宋元嘉十二年。北魏太延元年。由此，僧祐前面说的“元嘉二十二年”很可能是“元嘉十二年”的讹误。再者，既然元嘉十二年（435）是这部经传到凉州的定稿时间，那它的翻译、编纂时间还应该更早一些。
最后，如前所述，这部经的主要编译者之一名叫昙学，而不是叫昙觉，更不叫慧觉。
由于《贤愚经》是中国人编译的，因此它只有汉文本，没有梵文及西域其他文字的流通本。藏文大藏经中有藏译本，那是唐代居住在敦煌的著名翻译家法成根据汉文本翻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