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提到敦煌遗书，人们就联想到藏经洞。以为所有的敦煌遗书都是从藏经洞里出来的。

所谓“敦煌遗书”，应指所有原藏于敦煌地区的已被发现或尚待发现的古代遗书。它涵盖藏经洞、莫高窟其他洞窟乃至敦煌其他地方的所有古遗书。至于藏经洞出土的这批遗书，则可以称为“藏经洞敦煌遗书”或“藏经洞遗书”，它不包括在敦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遗书。

为什么要这样区别呢？

因为那些在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遗书虽然也是古代遗书，也出于敦煌，但是，它们的年代层次与藏经洞遗书不完全吻合。其中有的遗书，如前述敦煌研究院所藏西夏文残经较为容易鉴别与剔除；但绝大部分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在形态、内容、性质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较难区别。它们与藏经洞遗书混在一起，容易对藏经洞封闭年代的研究产生干扰，对藏经洞遗书性质的研究产生干扰。实际上，这种干扰已经产生了。有些学者依据非藏经洞遗书来研究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与时间，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怎样才能区别非藏经洞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呢？大致有如下办法：

第一，凡是比较规范的考古工作，都有较为详尽的考古记录，具体记录了各种物品的出土地点。根据这些记录，以及考古队的日记、回忆录等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将非藏经洞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区别开来。

第二，藏经洞的敦煌遗书，是北宋初年，敦煌寺院清点寺院藏书后，将一批残破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无用的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弃存于第17窟的结果。因此，从总体看，这批遗书相互间有一定的联系，具备一定的整体性。而且，距离封闭年代越近，遗书的联系性越强，整体性越明显。这已经被百年来敦煌学的研究所证明。而藏经洞以外的敦煌遗书，相对比较分散，数量也少。它们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偶然被保存下来，被发现并进入敦煌遗书系列的。因此，它们比较零碎、孤立，本身既不成体系，相互又缺乏联系。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来区分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举例而言：

伯2159号背面抄录一件遗书，题为《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卷二》，作者署名为“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这个诠明就是辽代主持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的著名高僧诠晓。他约生活于五代后唐天成年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926～1012），主要活动与著述当在965～1002之间。这部《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应该是1006年至1020年之间传入敦煌。

斯5771号与斯2421号两号遗书，可以缀接，为《般若心经注》，作者署名为“中京招福寺沙门文沼”。根据“中京”这个地名，也可以考定该《般若心经注》传入敦煌的时间大约在1007年～1020年之间。

斯4358号，名为《李相公赞真身》诗，所抄录的实际是宋仁宗所作《赞佛牙诗》。这首诗传入敦煌，大概在1031年到1065年之间。

伯3810号，名为《呼吸静功妙诀》，卷后抄有“养生神仙食粥法”，其中有“山药”一名。山药，本名“薯蓣”。唐代宗时，为避代宗李豫之讳，改名“薯药”。宋英宗时，为避英宗赵曙之讳，改名“山药”。宋英宗是1064年登基的，这说明伯3810号应该产生于1064年之后。

上述例子都是诸多学者近年考证的成果。类似的例子还有几个，这里不再列举。

现在学术界公认，藏经洞应该封闭于公元1002年到1014年之间，其主要理由在于藏经洞中的遗书，从1002年向前倒推100年，几乎每年都有若干遗书，有些年份甚至有几十号遗书，显示出这批遗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而藏经洞外的壁画，画于敦煌曹氏归义军晚期或西夏早期，大约在1020年到1040年之间。而上述年代较晚的遗书，数量很少，不成系统，显然是从其他地方出土，后来混入藏经洞的。

这些遗书怎样混进藏经洞的呢？有两条途径：

第一，是王道士放进去的。伯希和曾经进入藏经洞考察。他记载说，曾经在藏经洞中看到有光绪年间的刊本道经。又如斯11606号，是清代老百姓打官司的状子，也被当作敦煌遗书收藏。

第二，是斯坦因等探险家粗疏搞混了。比如英国图书馆所存，斯11607号、斯11608号、斯11609号等三号遗书，是清代雇工账本，我怀疑这是斯坦因自己雇佣当地居民的一个记录。但也混到英国的敦煌遗书中。此外，还有一些斯坦因从吐鲁番、米兰发现的残片，也混进敦煌遗书。

四卷，姚秦鸠摩罗什译，又作《思益梵天问经》、《思益义经》，略称《思益经》，系叙述佛为网明菩萨及思益梵天等诸菩萨说诸法空寂之理，收在《大正藏》第十五册。

总之，由于种种原因，现在被称为“敦煌遗书”的这批古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但也有从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甚至根本不是敦煌出土的。既有宋以前的遗书，也有个别元代、清代的遗书混杂其间。因此，我们在利用敦煌遗书进行研究时，一定要认真加以鉴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