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最早的经录是20世纪30年代有著名敦煌学家王重民先生在敦煌遗书中发现的《众经别录》。
关于这部经录，隋代学者费长房曾在他的著作《历代三宝记》中有所记述。费长房当时亲眼目睹这部经录，称该目录“未详作者，似宋时述”，共分上、下两卷。但后来这部经录便亡佚了。敦煌遗书出土后，王重民先生整理遗书时，发现收藏在巴黎的伯3747号就是亡佚已久的《众经别录》。后来，学者们又从存于伦敦的敦煌遗书中发现斯2872号也是该《众经别录》。这样，就为佛教经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新资料。
有的研究者认为，费长房《历代三宝记》中所载的《众经别录》，实际在历史上并不真正存在，它是费长房伪造的。至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众经别录》残卷，则是唐人依据费长房伪造的目录制作的膺品。这种说法缺乏能够说服人的依据。我考察过英、法两国所藏的敦煌遗书《众经别录》残卷的原件，无论从纸张、字体，还是哪个方面鉴定，都可以肯定它们的确是南北朝时期的文物。由于敦煌遗书南北朝写卷《众经别录》残卷的特征与隋代费长房的著录完全相符，因此所谓费长房伪造了《众经别录》的说法也站不住脚。
《众经别录》的价值在于：
（一）它是中国现存第一部最古佛经目录，也是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最古目录。《众经别录》是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佛教目录。又是中国所有目录学著作中仅次于《汉书·艺文志》的第二部最古的著作。
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各种目录著作已经都非当时的本来面目，而是历经后代传写、刻印的传本。而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众经别录》却是公元5世纪的古抄本。
（二）《众经别录》在中国佛教经录史上开风气之先，具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与学术价值。《众经别录》不但采用大小乘来条别佛典，而且直接采用了“三乘通教”这样慧观“五时判教”的科目，说明这时的中国佛教已经开始从“混沌”状态中摆脱出来，开始逐渐产生清醒的自我意识，开始踏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此以后，用大小乘分判佛教逐渐成为中国佛教经录的主流。《众经别录》开风气之先，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三）《众经别录》在体例方面也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与历代经录相比，《众经别录》在体例方面的最大特点是对每一部经典都注明它的宗旨与翻译风格。
当然，《众经别录》也有它时代的弱点。如其中的“大小乘不判录”就反映了中国僧人初判大小乘时的困惑；对律、论没有进行大小乘分判也说明同样的问题。但是，它体现了那个时代佛教文献学的最高水平，对于佛教文献学、佛教思想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