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典是在外国产生，而后译为汉文的，其中许多典章名物是中国所没有的。佛典中又有许多疑难杂字，一般人既不知道它的读音，也不明白它的意思。

最初人们注释那些字、词时，往往采取夹注的方法，即在佛典正文中，将字音与释义用小字直接注在该字、词下面。后来便有人将这些字音与释义汇聚抄集在一起，便于查检，这就形成所谓佛典的音义著作。在反切没有被发现之前，人们注音是用直音，即用一个同音字来注明读音。比如：“茬，音茶”。表示“茬”这个字的读音与“茶”一样。反切出现后，便都改用反切注音了。所谓反切，是分别撷取两个字的声母、韵母来为一个字注音。如“晡，巴胡反。”指的是用前一个字“巴”的声母“b”与第二个字“胡”的韵母“u”合拼为“晡”注音，亦即“bu”。现存的音义著作都是用反切注音的。

据有关记载，早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已出现专门汇集佛典音义的著作，可惜均已亡佚。现存的音义著作都是唐代以后的，主要有：

（一）《一切经音义》，25卷，唐玄应著，故又称《玄应音义》。该书注释大小乘经律论458部，为现存最早的佛教音义著作。它仿照《经典释文》的体例，分经注释，每卷前先列经目，然后逐卷注释。这种方式亦为后代其他音义著作所承袭。注释时摘取词语，先注反切，后释义。此书除引用佛书外，还保存了现已失传的《苍颉篇》、《三苍》、《凡将篇》、《韵略》等100多种古籍的片断。

（二）《新译大方广佛华严经音义》，2卷。唐慧苑撰，又称《慧苑音义》。本书仅注释唐译《八十华严》的音义，体例与《玄应音义》同，引证古字书亦甚多。

（三）《一切经音义》，100卷。唐慧琳撰。故又称《慧琳音义》。共注释佛典1225部，5314卷。《慧琳音义》的体例与《玄应音义》相同，但在从汉至唐诸家字韵的基础上，删补玄应、慧苑、云公、窥基诸家音义著作，内容增多，注释加详，所引古籍更加广泛。注音不仅区别吴音、秦音，还区别清、浊音。

（四）《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30卷，五代后晋可洪撰，故又称《可洪音义》，注释佛典以《开元入藏录》1076部，5048卷为基础，增加若干别本。因是藏经随函录，故每经附有千字文帙号。《可洪音义》的特点是以注音为主。另外，它特别注意别本的鉴别，序、跋的说明。

（五）《续一切经音义》，10卷，辽希麟撰，故又称《希麟音义》。该书为《慧琳音义》的续作，拾遗注释《贞元录》新入藏经典266卷，体例仿《慧琳音义》。

此外还有一批音义著作，不一一列举。

佛教的音义著作广征博引，搜罗宏富。它不仅对佛家经典字音字义的阐释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由于它保存了大批久已失传的古代字音，对研究古代字韵、音韵、方言，研究梵汉的对音与翻译均有重要意义。此外，由于它保存了大批已佚的古代文史典籍，对古籍辑佚、校勘、训诂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清代学者曾利用它来整理古籍，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成为当时的显学。

另外，从佛教文献学的角度，有些音义著作，尤其是《慧琳音义》、《可洪音义》等，反映了当时流传的大藏经的实际状况。在写本藏经已亡佚殆尽的今天，它们为我们考察当时大藏经的情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