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石窟艺术由于唐武、后周世宗两次废佛事件的沉重打击，寺院经像被毁，北方佛教从此一蹶不振，北方石窟造像也呈现衰落。石窟造像的重心南移到以四川为代表的南方。

在这个时期，南方，特别是西蜀和南唐，由于社会相对安定，地方富庶，经济繁荣，形成金陵、成都的昌盛。唐玄宗和僖宗两度入蜀，带来大批经像、文人画士和佛教徒。给原来已有一定造像传统的两川地区，注入了新的活力。宋代以后，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更超过北方。五代和两宋，四川等地的绘画、造像艺术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西蜀首设翰林国画院，“蜀中虽僻，而画家独多于四方”。四川首次雕印佛经大藏，成都大圣慈寺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寺。川北、川中和川西三大石窟区，窟龛密布，世代连绵，在国内五代、两宋石窟中，无论是窟龛总数还是造像精粹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四川石窟艺术的特点，如多密宗造像、多大佛、多道教和三教造像、多五代和两宋遗珍、多整体规划的大石窟等，都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川石窟艺术以晚唐、五代和两宋，为其发展的盛期。正当北方石窟趋于衰微之时，四川石窟以其成熟的民族形式，鲜明的世俗特点，浓郁的地方气息，丰富的题材内容，崛起于南方。

这是由于晚唐以后密宗大量传入四川，形成具有地区特色的密宗传承系统，极大地刺激了四川的造像、刻经等宗教活动。同时，宋代首先从四川兴起的水陆法会及其水陆绘画，其中也包容了不少密宗经像的内容。就这样，在晚唐以后四川特定的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中，迎来了四川密宗造像的高潮。

四川石窟中的密宗传承可以简述如下：

密宗在什么时候传入四川，日前掌握的线索不多。我们知道，密宗胎藏、金刚两部密法中，以金刚界传承较盛。金刚智传不空，不空门下弟子号称“六哲”，而以惠果承其法脉。青龙寺惠果（752～805）光耀宗门，“法灯满界，流派遍域”。密宗的兴起和流传，首先在长安和洛阳两京地区，然后西至河西走廊，北至太原、五台。其南传弟子，据日本僧人空海撰《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阇梨惠果和尚之碑》等史料记载，其中有“剑南惟上”，一作“成都惟尚”，说惟上求法是“钦风振锡，渴法负笈”。惟上（惟尚）学成后是否返川，尚不可得知，但西川成都一带曾派人往京师学密法，却是事实。

成都唐墓中，曾出土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说明密宗已在当地传布。《资治通鉴》卷908记载，五代时：“蜀主（王建）登兴义楼，有僧抉一目以献，蜀主命饭万僧以报之”，从这僧人的行为看，应为密宗僧。又据《益州名画录》记载，成都大圣慈寺为一代名刹，其规制宏大，总共有九十六院，晚唐时有壁画万幅，宋时还有屋宇八千余间，其中有不少密宗题材的壁画和塑像，如毗卢佛、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北方毗沙门天王等。至少从晚唐以来，大圣慈寺已是密宗的活动重镇。宋代，大圣慈寺沙门藏川撰述的《佛说十王经》曾广为流布，成为绘塑地藏与十王变题材的经本。

唐末五代，正当中原北方密宗法脉几近断绝时，西川却出现了一位祖师式的密宗传教人物——柳本尊（855～942）。柳本尊宗金刚部密法，主要行化于西川一带。到了南宋，四川大足又有赵智风（1159～1249）传教。赵智风秉承柳本尊法脉，一系相传，首创大足宝顶山密宗金刚部道场，主要活动于川中一带。这样，从唐末至南宋，从西川到川中，在几乎近四百年的时间里，密宗在四川盛传不衰。现存以密宗题材为主的大批石窟造像，便是最好的证明。晚唐以后密宗（以金刚部为主）在四川的传播，确实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

实际上，从川北广元石窟和巴中石窟看，盛唐以后就已陆续造出一些密宗造像。广元和巴中石窟，分别位于北方关中通往四川的两条交通要道——金牛道和米仓道上；川中石窟中刻经的经本，甚至雕像的工匠，也有的来自中原北方；四川石窟的题材、技法，与敦煌莫高窟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不少相互学习、交相影响之处。这些，都足以说明四川石窟中的密宗传承，主要是来自中原北方，特别是西京（长安）、东京（洛阳）地区。四川石窟的密宗体系，是秉承两京密宗流绪，并加以发扬光大的。

与四川石窟同时或稍晚开凿的云南大理剑川石窟，是南诏、大理时期石窟（始于盛唐，主要为宋代），应该说主要是受到了四川石窟的影响。纵观石窟遗存，探讨密宗在中国的传播途径，确实是一个有意义而尚待发掘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