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明代画家戴进从“国朝第一”变成了“野狐禅”？

清代散文名篇《戴进传》的开篇就说“明画手以戴进为第一”。

戴进少年时就开始学习画画，技艺出众，山水、人物无不擅长，不仅深受世人的欢迎，也受到了士大夫们的推崇，遂被荐入宫中作画。因其画技首屈一指，在当时被誉为“国朝第一”。

戴进的绘画特点在于博采众长，其笔下可以看到对诸多大家的继承。如《达摩至慧能六代像图卷》中对人物的刻画细致精密，衣纹用笔婉转流畅，线条秀劲有力，其风格笔法承袭了南宋画院画家李唐和刘松年一派的画风；而描绘元代名士杨维桢西湖雅集的《南屏雅集图》又带有元人笔意，清幽高雅，意境悠远，既有行家的工致，又有文人画的韵味。戴进在继承前人画法的同时，又独出新意，逐渐形成自由放逸的笔墨风格，声望日重。其出众的画艺难免遭到同僚的嫉妒，再加上他的一些不合“规矩”的创作不被统治者接受，所以在宫中供职没多久就离开了。

然而，是金子毕竟到哪儿都发光。戴进出宫后来到浙江一带作画，仍旧引来了众多的追随者，除了他的儿子戴泉、女婿王世祥外，还有夏芷、夏葵、方钺等人受其影响。其画风盛行一时，逐渐形成具有特色的流派，史称“浙派”。

之后，浙派又在另一位画家手里有了新的发展，他就是吴伟。吴伟同样以出色的画技享誉一时，在画风上深受戴进影响，而吴伟的性格更加狂放，追求自我个性更加明显。但正是这种用笔的率性自由，风格独特，成就了他在戴进之后成为浙派的领军人物。只不过浙派的后来者们更多地注重形式上的学习，而缺乏内涵的理解。一味地强调笔墨挥洒，挥洒过了头就导致草率、放纵的画风。因此到了明代中后期文人画占主导地位以后，这就成了被人诟病的把柄。而作为祖师的戴进，也因为这些子孙，被扣上“野狐禅”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