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的上海百乐门舞厅（Paramount），号称“远东第一乐府”。梦幻般的灯光，玫瑰花图案的地板，浪漫的爵士音乐，光滑如镜的弹性舞池，仿佛都述说着上海的绚丽与奢华。

有一个曼妙女子时常与丈夫来此跳舞、消闲、挥洒青春。那个时候她喜欢人们叫她的英文名：Rose。她出生于乱世中的旧上海。家境让她对华丽奢侈的生活念念不忘，她经历过旧中国无人能及的大富大贵，也经历了战乱时期平民一样的颠沛流离，更经历了“文革”时期常人难以忍受的凄凉孤独。然而，她的骨子里有着人们无法探究的高贵、理想、天真、隐忍和满足，她对生活的追求充满着与生俱来的幽雅和韧性以及及时行乐的小女子智慧。她，就是唐薇红，向人们展示着旧上海社交名媛的一生传奇。

唐薇红没有被锁在高龄的旗袍里，也没有被囚禁在尘封的老照片里。她是一个资深女人，说她资深，一点不为过。唐薇红的父亲唐乃安是获得庚子赔款资助后的首批留洋学生，之后成为上海滩第一个留学回来的西医；大姐唐瑛则是当时旧上海最有名的社交名媛；大哥唐腴卢去世前是宋子文的秘书。因为显赫的家世，唐薇红前半生锦衣玉食，是十里洋场的金枝玉叶。同样因为显赫的家世，唐薇红后半生颠沛流离，落魄为弄堂作坊女工聊以糊口。冰火两重天的人生里唯一没变的是她和百乐门的不了缘。

16岁的唐薇红顶着一身名门望族小姐的标配行头，第一次踏入了旧上海最火的娱乐场所——百乐门的舞池。这一脚下去，为唐薇红拉开了十里洋场纸醉金迷、歌舞升平的幕布，也改变了唐薇红的一生。如今已经八十多岁高龄的她，依然保持一周去一次百乐门。只是行头犹在朱颜改，当年陪她一起白相(上海方言，玩耍的意思）的门当户对的小姐妹们大多都已离世。寥寥几个健在的，也在解放前随家人去了海外，半个多世纪无缘再见，偶尔通个越洋电话而已。去南京西路的凯司令吃芝士蛋糕、在衡山路的法国梧桐下喝咖啡、去百乐门跳舞，一天光阴晃荡而过，如斯的情景，如今只余唐薇红形单影只的沧桑背影。在落寞中，她成为百乐门发展乃至大上海时尚发展的一名见证者，也成了名副其实的上海滩最后一位名媛。

年轻的上海小姐们喜欢赶时髦，当时教会学堂里的女学生们流行穿美国画报上的装束：大草帽、夏威夷花衬衫和白短裤。星期六下午放学后，她们就换上这身行头，骑着叮当响的自行车，和要好的朋友去百乐门跳舞。

唐薇红人生中第一场舞会是大姐唐瑛带着她去的。当晚她穿的是姐姐的旗袍，红色，绣满了蝴蝶，而且很长，一直拖到地上，还有第一次穿上脚的高跟鞋，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似的。那晚，一个外国人请她跳了第一支舞，从来没有步入过舞池的唐薇红洋相百出，根本不知道怎么迈步子，踩了舞伴好多次脚。

1942年，17岁的唐薇红挽着男朋友的手，踏进了闻名已久的“远东第一府”。短暂的社交生活之后，18岁的唐薇红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岁的男友，她的第一任丈夫。这场看似门当户对的婚姻其实并未让唐薇红得到幸福，自己的西派作风和丈夫家的家风格格不入。

婚前，好动的唐薇红自己骑着自行车把嫁妆一件件运到婆家，遭到了婆婆异样的眼光。婚礼上，唐薇红对婆婆只是鞠躬并不下跪，弄得婆婆很生气。婚后两年，唐薇红一直没怀孕，她看到一个漂亮的外国小女孩，想领回家中收养，被婆婆直骂“不像话”。宁波大户人家的规矩实在让唐薇红不习惯，丈夫虽处处护着她，但两人年龄差距过大，并没什么共同语言。

解放之后，听从丈夫单位的分配，唐薇红带着儿子跟丈夫去了深圳。当时的深圳一片荒野。深圳的艰苦条件使正怀身孕的唐薇红难以忍受，她连忙带着儿子逃回了上海，回到上海的那一刻，她哭了，有如劫后余生。

20世纪60年代，唐薇红认识了浙江南浔“四只大象”之一的庞家公子庞维瑾。所谓“大象”是指100年前，家产已达1000万两白银的南浔富户。庞维瑾对唐薇红甚有好感，为了追求她，他接连邀请她去上海的“和平”“锦江”“国际”“上海大厦”等六大饭店吃饭，出入各种社交场所。之后，两人结为连理。

“文革”时期，庞维瑾离世。那个夜晚，已是四个孩子母亲的唐薇红把丈夫生前的法兰绒灰色长袍和褐色铜盆帽扔进火盆里统统烧掉；她把自己最喜爱的香水也都倒进了马桶，关上门窗，固执地在自己衡山路的老房子里放着唱片，一个人跳起一支缓慢的华尔兹。

唐薇红可谓福寿俱全。她的儿女现在都在国外，孙子都有孩子了，小曾孙会用英语指着她脸上的皱纹，说她“不好看了”。然而她依然涂指甲，抹Dior的口红，戴Celine的项链耳环，穿Ferragamo的高跟鞋，穿亮丽的衣服，用Chanel的 No5香水，每周去一次百乐门。她说，她喜欢别人叫她唐阿姨，不想让人觉得自己被锁在了高龄里。

唐薇红亦如一枝铿锵玫瑰，红颜娇媚却又不弃不馁，用一世人生，活了别人两世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