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易俗社的来历：创始人李桐轩、孙仁玉

当进入20世纪以后，面对清王朝的日益顽固和腐朽，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有识之士，鼓吹民主和自由，宣传开民智、兴实学，以求得中国的进步和富强。提倡改良戏曲，则被当作影响人心风俗必不可缺的手段，如有人说：“剧也者，于普通社会之良否，人心风俗之纯漓，其影响为甚大也。”陈独秀径直指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在这种思想舆论指导下，1904年上海率先创办京剧理论刊物《二十世纪大舞台》，“以改革恶俗，开通民智，提倡民族主义，唤起国家思想为唯一目的”。京剧改良运动在全国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陕西易俗社的成立就是与这种影响分不开的。

易俗社的创始人李桐轩、孙仁玉等，都是具有民主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最早受到改良戏剧的思潮影响，通过兴办普通民众喜欢的新的戏剧团体，达到开发民智、富国富民的目的。而辛亥革命的成功，使他们这一梦想得以实现。1912年易俗社正式成立。《易俗伶学社缘起》中提到：“戏剧之于社会，为施教育之天然机关。爰结斯社，取名易俗，意在移风易俗。”在其后的几十年间，易俗社始终“以编演各种戏曲，辅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为宗旨”。作为体现新型戏曲团体的核心，易俗社十分重视编写剧本，戏曲教育，培养人才，30年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易俗社有一批专门编写剧本的编辑——现在叫剧作家，有30多人；其中从事时间长，编写剧本多，剧本水平高，演出影响大的，至少也有十几位。范紫东、孙仁玉、高培支、李桐轩、李约祉、吕南仲、王伯明、封至模等，则是易俗社作家群体中的佼佼者。据统计，在易俗社成立之后的30多年间，共编写大小剧目500余种。其影响较大，流传不衰的，有范紫东的《三滴血》《三知己》《软玉屏》《颐和园》；孙仁玉的《三回头》《枪中缘》《看女》《白先生看病》；高培支的《夺锦楼》《人月圆》；李桐轩的《一字狱》；李约祉的《庚娘传》《韩宝英》；吕南仲的《殷桃娘》《双锦衣》；封至模的《山河破碎》《还我江山》等。易俗社的戏，由于剧作家在思想上、学识上、艺术趣味上有许多共同之处，因而形成了明显的共性和风格。

其表现在：

（一）题材广泛，为秦腔剧本开拓了新路。不仅有大量古代历史题材的戏，还有不少近代历史题材和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戏，也有一些外国题材的剧目。

（二）内容丰富，有鲜明的思想倾向、教育功能和时代感。大多宣扬爱国主义、民主思想，提倡科学民主、婚姻自主，反对封建迷信等。

（三）大戏明显受到明清传奇的影响，结构宏大奇巧，情节复杂乃至离奇，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而小戏则大多取材于现实生活，生活气息浓厚，富于喜剧色彩，有亦谐亦庄的艺术效果。

（四）剧本文学性较强，唱词优美，语言鲜活，雅俗共赏。当然，由于时代和作家思想的局限，有些剧本也存在着陈旧的历史观点和思想意识。

易俗社在开办之初，就聘请了名演员陈雨农、党甘亭、赵杰民、李云亭、刘立杰等，作为专职教练，培养学生，排练新剧目。30多年间，易俗社共招收了13期学生，培养了一大批著名演员。在早期演员中，以刘箴俗为代表，包括刘迪民、沈和中、路习易、苏牖民、马平民、刘毓中、王安民等，形成了一支行当齐全、朝气蓬勃的演出阵容。特别是刘箴俗，在武汉演出《青梅传》《黛玉葬花》《蝴蝶杯》《女大王》，光彩动人，轰动三镇，被誉为“东梅（兰芳）西刘（箴俗）南欧（阳予倩）”。在中期演员中，以王天民为代表，包括耿善民、康顿易、王秉中、李可易、汤涤俗、雒秉华、宋上华、杨令俗等，组成了新的演出群体。特别是王天民，被评为“菊部春秋”。他演出的《柜中缘》《蝴蝶杯》《咏梅》成为他的“撒手锏”。两次赴北平演出，被誉为“秦腔梅兰芳”，并兼有“砚秋之端丽，慧生之娇媚”。易俗社的表演艺术，由于受到严格的指导和训练，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一）以易俗社剧目为核心，形成了一代又一代演出群体，始终以旦角领衔，多为生旦戏。

（二）在音乐唱腔方面，注重对传统唱法的改革，不时有新创唱腔，给人以清新、委婉的感觉。

（三）演员的表演，在秦腔传统的基础上，较多地吸收了京剧的表演手法，显得淡雅平和而细腻，整个舞台演出精益求精。

（四）改革排演制度，重视导演的作用，改变了一般江湖剧团口授心传的旧习，保证了演出的严肃性、完整性和演出质量。

易俗社成立以后，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产生了巨大影响。1920年，教育部向易俗社颁发了“金色褒状”，奖励其编写新剧目成绩丰富。1924年，鲁迅在西安讲学时，先后五次观看易俗社演出，并拟题“古调独弹”，制成匾额赠送易俗社，还捐赠50大洋表示支持。20世纪20年代初，易俗社赴武汉演出，30年代两次赴北平演出，让世人知道陕西尚有实力如此雄厚的易俗社，扩大了秦腔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