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含义

古文运动是指唐代中期以及宋朝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因涉及文学的思想内容，所以兼有思想运动和社会运动的性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在提倡古文时，进一步强调要以文明道，古文运动把文体文风改革与贞元、元和间的政治革新联系在一起，成为儒学复兴思潮的一部分，才形成巨大的声势，散体取代骈体，占据文坛。除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外，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等人也是其中的代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高峰。散文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自觉发展的艺术形式。

（二）唐代古文运动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衰落，藩镇割据，宦官弄权，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这种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

所谓“古文”，是对骈文而言的，先秦和汉朝的散文，特点是质朴自由，以散行单句为主，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思想。所谓“骈文”，是指六朝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自南北朝以来，文坛上盛行骈文。骈文中虽有优秀作品，但大量的是形式僵化、内容空虚的文章。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不适于用。骈文作为一种文体，成了文学发展的障碍。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西魏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朝、周朝古文以改革文体，未有成效。隋文帝时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谔上书请革文华，都没有扭转颓风。唐朝初期文坛，骈文仍占主要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幾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用骈体；陈子昂也揭橥复古的旗帜，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取法三代两汉宗经明道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

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

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写作。

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能出现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的状况表示愤慨，“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

（三）北宋古文运动

北宋古文运动即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